资料简介
新人教版必修一《包身工》知识导学背景本文是作者于1935年，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实际考察之后写出来的。1936年，发表在《光明》（左联机关刊物，沈起予主编）的创刊号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二八”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那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益破产，加上地主的剥削，农民生活极为痛苦。靠近上海的苏北地区，每年有大批无法生活的农家妇女被诱骗到上海来做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我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上海工人运动十分活跃。日本资本家为避免罢工的威胁，就更大量地雇佣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这篇文章以铁一般的事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写作特点在复杂记叙过程中有条理地穿插说明、描写、议论和抒情。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是将常用的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几种表达方式配合使用，熔于一炉，充分发挥各种表达方式的长处和综合使用的优点，共同完成对人物、事件、场面等的刻画、描述、渲染，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更深刻地揭示文章的主旨，使文章的内容表达得更充实，更广阔，更具感染力。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的好处很多。从文章总体来看，几种表达方式交错运用，相互配合，各显其能，充分、深入地为表现主旨服务。在具体运用时，可以是非常灵活的，有的部分是两种表达方式结合运用，有的部分是两种以上的表达方式结合运用。至于哪几种表达方式结合运用，怎么结合，可以视具体情况和实际可能来定。同时，在互相结合运用中，总是以其中的某一种为主，其它为辅。
在比较复杂的记叙文，如报告文学等文体中，往往涉及到很多人物、事件、场面、环境等，这种文章的主旨，单靠一两种表达方式是很难奏效的。这就需要调动起多种甚至全部的表达方式，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从运用表达方式的目的方面看，叙述是为了交待人物、事件情况和过程的；描写是为了对人物、环境等进行生动、形象的描绘和刻画；说明则重在把事件的形状、性质、成因、关系等解说清楚；议论是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评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抒情就是抒发和表露作者的感情。叙述、说明、描写是表现内容的主要手段，是基础，在此前提下，议论可以挖掘和深化主旨，抒情能够表明作者的爱憎，产生感染人的力量。几种方式恰当结合，综合运用，就很可以取得最佳表达效果。《包身工》一文成功地综合运用叙述、说明、描写、议论、抒情这几种表达方式。从各部分情况看，写包身工起床的情景和住宿的环境，运用的是叙述和描写；包身工制度的起因则是以说明为主，穿插进少量议论；包身工吃粥时的情景，又是用叙述和描写；接着写包身工制度发展的三大原因，则以说明为主，兼有议论、抒情；包身工上工时受到三大威胁的情景和极差的劳动条件，又是用叙述、描写；包身工制度发展的情况，则是以说明为主，同时使用精彩的议论和深切的抒情；下工时，包身工受到的虐待，是叙述和描写结合；而最后抨击包身工制度，则是说明、议论、抒情恰当结合。如果只有叙述而无描写，那将大大减弱其生动性、形象性；只有描写而无叙述则又不能让人具体、清楚地了解事件的发展经过和基本情况。包身工制度的介绍最好的方式是说明，前因后果，性质关系，一清二楚，系统而又完整，这是用叙述、描写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只有叙述、描写、说明，那又势必成为一堆材料的罗列和情况的介绍，而结合恰当的议论和抒情，会使这些材料有个“归宿”，使主旨得到深化，使文章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感染力量。可见，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对文章取得好的表达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叙文在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全文应以叙述为主，其次才是描写、说明兼用精辟的议论和必要的抒情。描写和说明是依照叙述内容决定的，不能喧宾夺主。议论过多，进行说教，使人产生逆反心理，说服力反而大大减弱。议论、抒情只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深刻的主旨主要靠读者去挖掘、提炼，这才能使人深思，耐人寻味。《包身工》是五千多字的长文，而议论仅有几百字，做到了少而精，深化了主旨，为全篇增色，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另外，抒情要确保有感而发，不要无病呻吟，切忌过多，多了冲淡感情的浓度，感染力恰恰不强。尽量使抒情溶化在叙述、议论等方法之中，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和体会。2.应充分调动多种表达方式，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相互配合的综合力量。五个手指各有作用，固然重要，形成一个拳头会更有威力的。要针对实际情况，该叙述则叙述，宜描写则描写，需说明就说明，必要时再加上议论、抒情。这方面《包身工》一文也是做得很成功的。篇章结构课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记叙包身工起床情况，兼议包身工制度的产生。第二部分（从“四点半之后”到“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记叙包身工的早餐并论及包身工制度的发展。第三部分（从“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到“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记叙包身工的上工，描述包身工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的情况和受工头毒打的非人生活，并用具体材料和数字说明帝国主义工厂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第四部分（从“两粥一饭”到结尾）是全文的总结，沉痛概述包身工的悲惨遭遇，愤怒控诉野蛮的吃人制度，并指出黎明必将到来。作者夏衍，原名沈端先，一九○○年生于浙江杭州。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曾当过染坊店的学徒。由于他在小学时品学兼优，一九一四年由县保送到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之后，还参加了浙江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双十》的编辑工作。同年中学毕业，留学日本，在明治专门学校工科学习。这期间，他读了史梯文生、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一九二三年，在日本进步学生的推荐之下，他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和日本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夏衍被日本反动当局驱逐回国。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秋，夏衍和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人组织了“艺术剧社”，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排演了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等表现工人阶级斗争的进步戏剧。这时，夏衍还主编了“艺术剧社”的刊物《艺术》和《沙仑》。同年冬，根据党的指示，夏衍和冯乃超等人和鲁迅联系，筹建“左联”。一九三○年三月“左联”成立，夏衍被选为执行委员。这年八月，发起组织了“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夏衍从事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外国进步作品开始的，最初他翻译了苏联柯根的《新兴文学论》，德国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日本滕森成吉的《光明与黑暗》。一九三○年，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最先把这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一九三二年，夏衍进入电影界，担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编辑，一面大力介绍苏联电影，翻译苏联电影艺术家的著作；一面进行电影创作，写了《狂流》、《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文学剧本。一九三五年深入上海纱厂，调查纱厂女工生活，写了优秀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的《光明》杂志创刊号上。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夏衍创作了《赛金花》、《秋瑾传》和《上海屋檐下》等剧作。抗战爆发后，他和在上海的进步作家组织了“中国剧作者协会”，并与章泯等集体创作了第一部抗战剧本《保卫芦沟桥》。此后，应郭沫若电邀，离上海去广州，主编《救亡日报》。并写了剧本《一年间》、《心防》、《愁城记》等。一九四一年，《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夏衍被迫离桂林去香港，在香港写了长篇小说《春寒》。一九四二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由香港脱险，辗转去重庆，主编《新华日报》副刊，并先后创作了《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离离草》（一九四四年）、《芳草天涯》（一九四五年）等剧作，还改编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为话剧剧本。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党组织派夏衍赴新加坡、香港等地，担任“华商报”编辑。一九四九年，由香港回上海，领导上海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他被选为文联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建国以来，夏衍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先后发表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中国电影的历史与党的领导》、《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创作了以工业建设为主题的剧本《考验》，改编了《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文学剧本。场面描写本文主要写了三个场面：一是包身工“清晨四点一刻”起床时的紧张、慌乱场面，写了三种气味，七种动作，从居住条件的恶劣表现包身工的非人生活；二是吃早饭时的争抢场面，主要从饮食的粗劣表现包身工的非人生活；三是苦役般的劳动场面，从劳动环境的危险和“拿摩温”、“荡管”对包身工的虐待与迫害方面，表现包身工的非人生活。这三个场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包身工所受的剥削和迫害。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分则使读者具体地看到了包身工的悲惨境遇，合则全面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残暴。这对突出本文主题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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