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简介
《论语》“仁者爱人”说及其当代启示陈功文孔子的儒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亲也，从人二。”（《说文·人部》）从字义上说，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高道德规范。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谈及仁，据知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书中“仁”字出现了109次[1]P228，远远高于其他道德范畴，可见《论语》一书仁学思想内容包含甚广。仁“含义广泛又灵活多变，致使两千年来从无达诂，也给后人见仁见智的理解提供了多种可能。”[2]P394《论语》在对“仁”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奠定了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说。《论语》“仁者爱人”说是一个以“三段论”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修己论”、“仁本论”及“博爱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且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的。总结《论语》“仁者爱人”说，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论语》“仁者爱人”说的“修己论”。这是孔子所强调的个人内在修养，也是“仁者”能在真正意义上“爱人”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格都不完善，又谈何关爱他人？故孔子非常关注人格修养。“修己”就是律己，就是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下凡引用《论语》，只写篇名）显然，成就仁完全在于自身，不必仰仗他人。也即若达到仁者的境界，必须通过个体内在的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个体人格的完善，这样才能达到修己的目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这是孔子“修己论”的核心内容。《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蒋伯潜认为此“言仁为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3]p521《孟子·尽心下》也说：“仁也者，人也。”这个“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靠修养才造就出来的。”[4]P11靠后天修养（修己）造就仁人，此即“为仁由己”的修养方法。《论语》中多次论及这种修己之方。如“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唐代韩愈在《原毁》中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便是对其最佳诠释。《论语》还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仁，即使是“造次”与“颠沛”，也要心念仁爱，不得忘记。“修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孔子认为仁与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首先，孔子认为“仁”须学才能得到。孔子所追求的哲学原则是“中庸之道”，这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完美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便是不断学习。其弟子子夏也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这个“道”便是仁。为了实现仁，孔子认为先要立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为学要“志于道”（《述而》），并做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心中有了大志，求仁还需做到如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样才能“仁在其中矣”（《子张》），才能求仁而达仁，才能“我欲仁，斯仁至矣。”另外，在求仁的过程中，孔子认为还要注意一些细节：（1）做到“里仁为美”。他认为“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与仁人相处能经常受到仁人的熏陶，这对“求仁”的人来说，岂不是明智之举？（2）“观过，斯知人矣”（《里仁》），要从过错上观察人、考察人。（3）“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能以自身为例，可以称为仁的途径了。（4）“以友辅仁”（《颜渊》）。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之为“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其次，得到了仁，还需学，不能懈怠。孔子主张以仁德为主，不是机械地认为一个人有了仁德，就能明了一切事理。他说：“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阳货》），其意思就很明确：喜好仁不喜好学习，其弊病是愚昧。由此可见，具有了仁德还需学习，这样才能明晓事理。6
孔子提倡“修己”，不仅仅是为了完善自身，重要的是为了推行他所向往的仁德。他认为单纯追求自身的完善，还不能算作仁，至多算作是一种美德。这在《论语》中多次论及：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以上《公冶长》）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子游曰：“吾友张也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子张也，难与并为仁也。”（以上《子张》）孔子把美德与仁德作了细致地区分，反映出孔子一贯主张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的思想，即孔子认为“仁”的要求很高，非一般人能轻易企及。为了达到自己向往已久的仁道，孔子还标出了为实践“仁”应具有牺牲精神。“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仁者必有勇”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殷有三仁焉。”（《微子》）殷朝的三位仁人都具有牺牲精神，故孔子称为“三仁”。这种为了实践仁而具有的牺牲精神的崇高追求便是：“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称之为“道”，因此他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二、《论语》“仁者爱人”说的“仁本论”。《论语》“仁本论”，强调的是从伦理角度来探讨“仁”的内涵，它将众多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并依次进行阐述，以探求“仁”的根本。《论语》书中提到多种伦理道德——孝、悌、忠、敬……它们都是以“仁”为核心，是仁在道德行为上的外在表现。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础与核心，仁“是对以往氏族血缘关系的宏观性道德涵包，它既是对以往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性继承，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性包摄。孔子之所以对仁有着多种解释，正说明仁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主宰，其涵盖的社会的全方位性与多层次性质。”[5]P48孔子所宣扬的这些美德，对我们的民族影响很深，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父慈子孝的正常习俗和美好的道德风尚。”[6]P233《论语》书中所提到的美德的出发点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蒋伯潜先生认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者，即有同类意识所发生之同类情感也。父母、兄弟，为吾人自幼最接近之人，初有同类意识，即对之有同类情感，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孟子语）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此意也”[7]P527而这种“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思想，对孟子也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孟子·尽心上》的‘亲亲，仁也’及《离娄上》的‘仁之实，事亲是也’，都是顺承孔子仁学含义的延伸，使‘孝’、‘弟’（悌）通过血缘关系从纵横两方面将氏族关系同等级制度联结起来。这是从远古至殷、周宗法统治体制的基础。孔子将‘孝’、‘弟’（悌）作为‘仁’的基础，以‘亲亲、尊尊’为‘仁’的标准，借用古代父系氏族家长制度的现成的观念，并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缩影。”[8]P395《孝经》上也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也指出：“孝是人类相生相养的自然感情的表现。”[9]P189孔子强调孝，也即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如果统治阶级能力行孝悌（“君子笃于亲”），那么统治阶级就能具备仁的品德（“6
则民兴于仁”（《泰伯》）），这样就能达到如下的目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另外，孔子在谈论仁与孝时，也具体到实践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就是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这就是孝，就是仁。“悌”本是弟对兄的一种伦理关系，《论语》指出孝悌为仁之根本，就是说孔子已视孝悌为社会的一种伦理关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从亲子、手足之爱到“泛爱众”，表现了以仁爱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很显然，孔子的伦理教育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他要求学生，要德育第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文化教育则在其次。懂得孝悌之道的人，会时刻关注礼的。孔子为了复兴周礼，对仁与礼的关系看得很重，提出了仁是礼的内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既是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愤慨，又是他关于“仁是礼的根本”这一主张的论断，它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来实行周礼的。《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是统一的，表现为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礼统一的仁，由于受礼的制约，人在行动上必须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克制，这样才能使人格不断递于完美，所以当颜渊询问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主张个体人格的完善，也即通过自身约束而使言行合乎礼，这样才算是仁。当颜渊问如何实施时，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里，孔子为仁确定了外在的制约尺度。既然仁与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有仁的人必知礼，知礼的人必有仁，但在《论语》中却有一位不知礼却被孔子赋予仁的人，他就是管仲。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孔子对其评价：“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树塞门”、“有反坫”是僭越行为，是违礼的事，所以孔子对管仲的个人道德修养颇有微词。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由于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立下功劳，孔子认为这些功劳与违礼之事相比，功还是大于过的，所以给了他难得的仁。可见，孔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把仁放在礼上，这合乎他一贯以仁为中心的思想的。”[10]P197在《论语》中，孔子还从道德行为、语言、仪表等方面来阐释他的仁道，不断丰富他的仁道观。他曾对弟子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恕合二为一便是仁。忠、恕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仁在道德行为上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敬，执事敬，与人忠，虽至夷狄，不可弃也。”（《子路》）恭、敬也是。“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里的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是。三、《论语》“仁者爱人”说的“博爱论”。《论语》“仁者爱人”说的“博爱论”应分为两个层次：初级层次表现为爱人，高级层次表现为博爱。当个体经过“修己”，并具备孝悌之美德时，他才会真正地懂得怎样去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这里“仁表现的既是昔日氏族血缘制下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反射，同时也是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升华。从孔子的回答上便可了解仁是爱的观念基础，爱是仁的道德观念的现实实践，这两者是密切不可分割的。”[11]P49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在孔子看来，确立自身的同时也是在确立他人，而确立他人也是在确立自身，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次明确表现出对人的发现，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孔子全部哲学的基石”。[12]P127“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6
）马棚失火，孔子首先想到的是人，而这人却是和马生活在一起的下人。回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人的价值，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价值，不可能得到重视。孔子能这样做，确实难能可贵，它表现出孔子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关切，反映出其“仁”学思想的民主性与积极性倾向。爱人的高级层次是博爱，这是“仁者爱人”说的理想目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里的“泛爱众”就是博爱。个体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才会去“泛爱众”，博施爱于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这样才能“亲仁”，得到“仁”的境界。另外，仁者的仁爱之心也惠及虫鱼，“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由此可见仁者的博爱之心。既然是“泛爱众”，是否什么样的人都爱呢？“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者不是好好先生，不是什么人都爱，应是爱有差等。在仁者那里，因为自己无私心，所以会有一把正确的尺度：在爱人的同时，会真正的厌恶那个“不仁”之人。因此他又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谆谆教诲，如长者在侧，他告诫后人要“泛爱众”，而不是亲爱一部分人；在亲爱他人时，不能亲爱不仁的人。这里，我们不妨把“仁者爱人”理解为：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真正的仁。既然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那么在爱这些人的同时，还要遵循什么原则呢？“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这里他告诉我们要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作为仁者，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立足也要让别人在社会上立足；自己想要事事通达也要让别人事事通达。这既是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泛爱众”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承认自己“欲立”、“欲达”的欲望时，也要尊重别人有立有达的欲望，这样才能使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有自尊、有自立。另外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己所不欲，勿使于人”，从个人修身而言，这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连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何必要强加于别人呢？“爱人”就要立足于此，并以此为原则，才能得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由此可见，孔子爱人，能尊重人的价值，能把人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这是他的一大进步，也明显有别于墨子的“兼爱”。当然，孔子所追求的仁爱，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所以他在谈论仁时，不免带有政治色彩。因此，我们在评价“仁者爱人”这一观点时，不能简单加以概括，说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来阐释当时的贵族、平民、奴隶都具有平等性。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君子（贵族）才有仁的品德，至于“小人”（被统治者）则就另当别论了。这里，孔子将什么样的人具备仁，什么样的人不具备仁，分得十分清楚。《论语》“仁者爱人”说是一个以“三段论”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只有当个人不断地通过“修己”，他的人格才会渐趋完善；同时再还要通过外界的美德熏陶，让他知孝悌、懂礼节，他才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仁”，才算得上是仁者，才能懂得真正去爱人，并进而“泛爱众”，从而具备一颗博爱之心。二《论语》“仁者爱人”说理论体系的建立，目的就是让人们对社会、对他人树立一种责任意识，让人人具备一颗博爱之心，共同关注我们的社会，共同关注他人。“《论语》所记孔子之言，论道德者居其大半；即在现代，尚有不磨之价值者也。”[13]P521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阶段。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我国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完成的阶段性的价值旨归与目标任务。追求和谐，是一种崭新的生存智慧，它不仅需要我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更需要我们树立一种责任意识，使人人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人。联系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语》“仁者爱人”说的思想对6
个人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树立责任意识有一定的启示。（一）我们在树立责任意识时，应该先从律己开始。律己，就是“修己”，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也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目的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敬重，使人得以安全，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样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一种形态。2000年前的人们就知道通过“修己”而得以建立和谐社会，难道今天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吗？联系当今社会，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以权谋私者有之，贪污受贿者有之，道德败坏者有之，等等。这些人起初的本质并不坏，只是后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严格要求自己，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国家与人民的罪人。思考这些人变质的过程，都是从放弃自律开始的。所以，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妨先读读孔老夫子的“修己”之经，从自律做起，树立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将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二）我们在树立责任意识时，应该发扬古代传统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具有优良的美德传统。孝、悌、忠、敬、宽厚、仁爱……都是古代传下来的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为了创建和谐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创造这一文化、延续这一文化、发展这一文化，“激发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生机与活力，赋予其新的历史内容和时代价值，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和内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4]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以发扬古代传统美德为己任，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创建和谐社会作精神储备。孝、悌等美德传统，应该从孩提时代抓起，让他们从小树立一种美德意识。孔子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具有孝悌的美德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的。当今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对外开放脚步的加大，一些国人沾染上了西方社会的不良风气，他们视中华传统美德于不顾，道德沦丧，寡廉鲜耻……这些东西都是和谐社会所不允许的、所排斥的。因此，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当每个人把对父母懂得孝敬、对兄弟懂得悌爱、对他人敬重、宽厚待人视为一种责任，然后再将其推广至全社会，使全社会都发扬与提倡中华传统美德，我们整个社会将是一个有条不紊、充满责任心的和谐社会。（三）我们在树立责任意识时，应该有一颗博爱之心。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要求和个人责任高度统一的社会。这种社会需要我们时刻保持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信念，要有着一颗与人为善的心，同时更怀有一颗博爱的心。孔子认为能“泛爱众”，则“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并能惠及虫鱼，这便是孔子“爱人”思想的终极关怀。当灾难来临时，人人都伸出友爱的手，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还有什么灾难不能克服？回想近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大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人人献一份爱心，共度难关，战胜灾害。这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真实写照。“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片爱，这世界将是美好的未来”，到那时，和谐社会的建立将不是一句空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P60《论语》“仁者爱人”说对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启示，就是在于它要求我们有一种责任意识，并先要自律，然后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应该具有一颗博爱之心，这样，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立就有保障。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2][8]白玉林党怀兴主编.十三经导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7][13]蒋伯潜.十三经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10]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5][11]佘树声.国学导引[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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