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简介
亲爱的爸爸妈妈
一、介绍作者 聂华芩，湖北人，现居美国。1925年出生，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49年去台湾，到1960年一直担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1962年应聘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文学创作。1964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聘为“作家工作坊”顾问。1967年和美国诗人安格尔（PaulEngle）一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有名作家三、四十位到爱荷华，写作、讨论、旅行。1977年起主持“国际写作计划”。已有80多位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文作家参加。1977年300多位各国作家联名推荐聂华苓、安格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美已获3个荣誉博士学位（HonoraryDegreeofHumaneLatters）：UniversityofColorado，DubuqueUniversity，CoeCollege.1981年，与安格尔同获美国50州州长所颁文学、艺术贡献奖（AwardforDistinguishedServicetotheArts），1981年至1982年，任美国纽斯塔国际文学奖（NeustadtInternationalLiteraryPrize）的评审员之一；1988年至1989年，任美国飞马国际文学奖顾问。已有22本书（小说、散文、评论）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出版，并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其中《桑青与桃红》1989年英文版获1990年“美国书卷奖”（AmericanBookAward）。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这篇文章是作者参加了哪次活动之后写的？ 1988年南斯拉夫人民纪念克拉库耶伐次事件的活动，作家们围绕“放逐与文学” 2、这次活动留给作者什么印象？你能用一两个词语概括吗？ （沉重） 三、细读课文分析品味 为什么说这次记忆是沉重的？ （1）杀戮的人数 47年前，纳粹在这座小城大肆屠杀，一天之间，杀死7000多人，其中包括300个孩子。 （2）杀戮的对象 孩子、老师、牧师、工人、木匠、小店老板、鞋匠……（身份：普通） 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个性：纯朴勤劳、心地善良、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热爱亲人） 分析诗歌：抒写孩子们“爱和盟誓”的“梦想和秘密”，及对“阳光”的渴求与热爱。这些孩子还年幼，正在阳光下茁壮成长，他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梦想。在诗中，校园生活是如此的亲切、温馨，令人留念；孩子们的身影是如此的熟悉、清晰得如在眼目前；孩子们的心灵是如此透明、澄澈，可感可见。 分析遗言：对亲人的爱 分析老师：整个民族的英勇美丽 （3）杀戮的理由： 纳粹竟然认为种族有优劣，竟然以优等种族自居，要消灭劣等种族荒谬 四、揣摩体验深入探究 1、面对本民族曾经犯下的滔天罪孽，德国人（作家明赫白）和日本人有什么截然不同的表现？ （忏悔狡辩） 2、周围人们听完他们的发言后，又是什么表现呢？ （1）分析“明赫白仍然双手撑着头流泪。我和安格尔走过去和他握手。许多人走过去和他握手”这个细节 世界各地的许多作家原谅了西德作家。作家们对西德人的尊敬。 （2）分析称谓“日本人” 作家们对那个日本人的反感和他的孤立。许多人和明赫白握手，却没有人答理那个日本人。 3、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你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 补充资料一： 那是六年前，在与一位曾在欧盟任职的德国教授座谈经济改革问题时，有人不合时宜的地提起日本对侵华罪行的暧昧态度，询问教授的看法。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难堪时，这位德国教授回答道：“对于日本的态度我无法评价，但对于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我们完全承认。尽管我是战后出生的，但如果在座诸位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代表德国表示忏悔。”会议室中的空气骤然凝固了。大家都被这位德国教授的坦诚态度所震撼。他赢得了入会者的尊重，正像德国人民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一样。深究下去，这是与德国知识分子坚持理性原则，并对青年进行理性主义的历史教育分不开的。有关法西斯的历史，是德国学生必学并反思的一段历史。 补充资料二： 1970年12月7日上午，整个东欧大雪压境，这是东欧最寒冷的季节。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仪式，随行的人开始等着这个仪式的结束。 突然，勃兰特的双腿跪在了犹太人死难者的纪念碑下，他这一举动让所人都猝不及防。 所有人都被勃兰特的举动惊呆了。广场上一片肃静，只有大雪在天空中纷纷扬扬。 随即，在场的记者醒悟过来。镁光灯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碑前划出道道耀眼的光芒。 第二天东欧的各大媒体上，都登着德国总理跪在二战时期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照片。凡是看到这张照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深深的忏悔，这一跪的份量重如泰山。 三年后，当勃兰特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的采访时，问他为什么在敬献花圈之前没有安排这个仪式，而你自己突然作了这个决定。 勃兰特说：“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在国外从事反法西斯的斗争。但是现在我是西德的总理，我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觉得有道义上的连带责任。那天早上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觉得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勃兰特解释他的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在这里，人性、良知、公道占据了勃兰特的思维，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形同虚设。勃兰特这是向正义和公道下跪，他敬畏的是天道人心，是向数千万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灵魂下跪。 世界也许就在那一刻原谅了德国，这一跪成为一段光辉的历史载入了人类的史册。有人问犹太人：你们恨德国人吗？他们说不恨，因为德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民族!因为他们跪着都比站着的日本人要高大！勃兰特这一勇敢的行为使他成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在他杰出的政治生涯中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多年后，一位诗人写了这样一首诗： 当勃兰特在华沙双膝跪下， 全世界看到一个反差。 跪着的德国总理， 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 30多年后，德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沿着维利-勃兰特的足迹又踏上了这块土地：德国统一后的第二位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对波兰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随后，施罗德为安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的维利-勃兰特纪念碑揭了幕。施罗德说，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阳光下，纪念碑上这位前西德领导人维利-勃兰特下跪的浮雕侧影显得凝重而神圣 总结： 借用第二位联邦总理施罗德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对于历史犯下的错误，只有勇于承担责任，才是一个高大的“人”。德国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具有反思精神的民族。 补充资料三 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承认这一事实，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没有侵华战争这段历史。 参拜“靖国神社” 在战争赔偿方面，德国为230万纳粹时期劳工幸存者建立赔偿基金；日本即使对血泪斑斑的“随军慰安妇”赔偿也百般抵赖和拒绝。 总结：极端的民族主义 理性的民族主义是，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正义之剑。而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则往往是践踏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邪恶之剑。 五、拓展延伸，反思自我 补充资料 每次日本灾害过后，我们的网络上往往会很快响起一阵欢呼雀跃，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头。这是一种很习以为常的“仇恨运动”了，每一次那个岛国发生灾难，都如同气象学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 其实每次灾害过后，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思想却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与我们一些的愤怒年轻人，格格不入吗？ 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 我们也应该反思：在批评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同时，是不是自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记住雨果说过的话“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记住塞尔维亚人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目的吧：就那样年年不间断地表达他们的历史感：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只有悲哀，只有记忆，只有警告——世间永远不能再有战争和屠杀了。 但愿新时代的我们也不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仅仅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丧失了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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