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简介
谈异化变形记《变形记》的异化现象解析摘要弗兰茨・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重要代表作《变形记》是他独特的生活感受和体验的一种折射和再现:异化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性格特征压抑了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的“原欲”,迫使他在小说中寻求意动、宣泄、补偿与升华。小说作者与主人公高度契合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变形记》的创作动因,也昭示了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命运归宿。 关键词:异化变形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性格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弗兰茨・卡夫卡代表作《变10
形记》讲述了格里高尔在内因外因的交互倾轧之下,“异化”为甲虫的故事。小说奇诡的情节、主人公悲苦的命运引发了深入持久的关注,“超现实主义将其视为光怪陆离的梦魇;表现主义把它诠释成充满悲剧色彩的灾难性寓言;存在主义看到了矛盾交织的荒诞的谜团”。(张艳、郭印,2009)小说是对受到机器威胁下的人的生存状况的深邃透视,既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冷漠与疏离,也反映了人在命运失控时的无助与惶恐。在上述背景下,小说主人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性格特征等均产生了异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多多少少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其中暗含着作家未解决的情感纠葛和内心冲突,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则源于作家的人生挣扎”。(邵珊,2006)通过《变形记》,我们可以深度探析出作者一生备受煎熬的焦灼与无奈。充斥社会的异化现象压抑了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的“原欲”,迫使他在小说中寻求意动、宣泄、补偿与升华。 二异化的社会关系 格里高尔“属于卡夫卡小说中常出现的那种与周围世界不协调又无力反抗,怀着恐惧和负罪心理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仝祥民,1992)由于父亲欠人钱财,格里高尔终日辛苦奔波,谨小慎微,盼望走出生活困境。他一面计划着偿还巨额家庭债务,一面思忖着资助妹妹去音乐学院读书。在他异化为甲虫之时,主任秘书登门问询,并非为表示领导或同事的关心,而是责问其辍工的理由。当格里高尔无法开门时,主任秘书便提高嗓门,语露峥嵘地指责其公务失职,并说经理怀疑他私吞公司钱款,进而威胁他职位或将不保。家里的房客看到在地上爬行的甲虫,立即抓住把柄,以当庭控告相威胁宣布退租,而且“住进来这些天的房钱当然一个也不给”。此时已经化为甲虫的格里高尔,不仅手脚失灵、口舌失声,同时深切地感到举止失措、命运失控。《变形记》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种种“异化”,而异化了的社会关系,恰是卡夫卡独特社会体验的折射。10
卡夫卡于1883年生于捷克首府(时属奥匈帝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卡夫卡”一词源出希伯来语,义为“穴鸟”、“寒鸦”,是奥匈帝国强加给犹太人的贬义姓氏。卡夫卡的社会身份是复杂而尴尬的:作为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但他同时对犹太教义持有异议;他讲德语,又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名白领职员,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工人阶层;作为一名职员,他自认为是作家;但他又不完全是作家,因为他无法完全从事创作。(龚特尔・安德尔,1992:172)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复杂的社会身份给卡夫卡的性格烙上了矛盾性和双重性的印记,让他时时感到惶惑不安、焦虑孤独。《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辛勤劳作、谨小慎微、内心焦灼、生活无趣的小职员形象是作者的处境和心境的戏剧化再现,是作者对行将解体的奥匈帝国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深刻省察和孤愤抗争。 三异化的家庭关系10
在异化的社会关系的重压之下,家庭关系也遭遇变形。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妹妹葛雷特是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形象。最初,葛雷特在悲伤之余,勇敢地担当起哥哥的保护者,端水送饭,考虑周全。但是当她看到哥哥的康复和自己进入音乐学院的希望都渐趋渺茫时,她的言行举止开始“异化”,她“再也不考虑拿什么他可能最爱吃的东西来喂他了,只是在早晨和中午上班以前匆匆忙忙地用脚把食物拨进来,……也不管他是尝了几口……”。这与格里高尔形体上的“异化”构成对称关系。葛雷特的异化过程通过她的几次关门动作即可见一斑。第一次进入房间看到甲虫,她“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把门砰地重新关上。可是仿佛是后悔自己方才的举动似的,她马上又打开了门,踮起脚走了进来”,此时的她依然善良体贴,考虑周到,“生怕格里高尔不愿当她的面吃东西,所以马上就退了出去,甚至还锁上了门,让他明白可以安心地随意进食。”而到后来,她越来越无视格里高尔的人性特征,并赤裸裸地表现出对哥哥的厌恶,“用脚砰地把门关上”、“还不等他完全进入房间,门就给仓促地推上,闩了起来,还上了锁。”后来,当葛雷特看到自己利益受损,马上彻底地改变了立场,“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葛雷特的自私与格里高尔的无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减轻妹妹对自己的反感,“有一天他花了四个小时的劳动,用背把一张被单拖到沙发下,铺得使它可以完全遮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她弯下身子也不会看到他了。”10
小说中的父亲严厉粗暴,当蜕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打开房门时,父亲的反应与众不同。他紧握拳头,神情凶狠,仿佛要将儿子打回房间却没有打,而是转身双手遮眼,哭泣起来,“连他那宽阔的胸膛都在起伏不定。”结合卡夫卡的童年经历,这其实是比打还重的惩罚。卡夫卡的父亲粗鲁专制、时常暴怒呵斥,童年的卡夫卡经常接受体罚。有时当他父亲解开皮带,怒吼着要鞭笞儿子,却只是解开皮带放在一边,这反而会令他更加忐忑惶恐,随时有厄运即来之感,正如小说中“父亲手中的手杖随时会照准他的背上或头上给以狠狠的一击似的”。这让卡夫卡养成了终生挥之不去的怯懦敏感的性格和忧郁悲观的气质。格里高尔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体罚,父亲投掷过来的苹果陷入了主人公的背部,使他“六神无主地瘫倒在地上”,并最终因此而丧命。卡夫卡与父亲感情疏离,一生都无法坦诚相见,他将父亲的击打设为小说主人公的直接死因,作者试图让主人公以死抗争,迫使父亲心理忏悔以博取父爱;但显然与卡夫卡写与父亲的万言书一样,这种方式并未成功,因为格里高尔的死带给父亲的并非悲伤懊悔,而是释然相庆,不复以为念。 卡夫卡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都与家人不相协调,不能获得理解支持。而委曲求全的性格也决定了无论作者还是主人公都没有勇气脱离或改变现状的尴尬煎熬,只能委屈忍受,直至心理极限,直至异化。 四异化的性格10
学界一般认为,尼采是卡夫卡的“精神祖先”。(叶廷芳,2003)。受尼采的“价值重估”的观点影响,卡夫卡的作品的目的之一是揭示现实的异化和“存在”的尴尬。卡夫卡自幼就深切感受到世界的荒谬和陌生,并致力于对周遭世界的巨大质疑和重新审察。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信中称自己莫名其妙地生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世界,这等于承认自己是生活在异化世界的异化的人。卡夫卡的性格中的忧郁孤独、优柔懦弱和焦虑自哀等特征浸润在《变形记》的字里行间,并得以数倍放大,让读者犹如感受到主人公异化灵魂的泣血挣扎,从而赋予作品持久的生命力。 忧郁孤独的心理特质使写作成了卡夫卡最好的宣泄渠道和表达生命存在的方式: “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护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曾艳兵,1999)10
然而尘世的困扰牵绊使他在想象空间也无法做到轻松适意。变身甲虫的格里高尔敏感而脆弱,被父亲赶回房间,推倒在房内“血流如注”,孤独地舔舐伤口,此时的他多么渴望家人的理解与抚慰!然而那扇隔断“人”与“非人”的门,彻底剥夺了格里高尔的话语权,隔绝了亲情,并将他逐出了“人”的社会。当格里高尔的栖身之所被杂物侵占,家具被肆意挪走时,他异乎寻常地做出了孤注一掷的抗争。这其实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外化表现。优柔敏感的心理特质使卡夫卡渴望孤独又害怕孤独,渴望交流又害怕交流,举手投足都缺乏自信。他说,“我始终犹豫不决,因为我总怕万一发表了一个明确的意见,我就可能不仅被推入不愉快的下一步,而且可能进一步陷入更加可怕的境地”。(马克斯・布罗德,1999:12)同样,一直以来格里高尔都瞻前顾后,丝毫不敢冒险,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冷静地、极其冷静地考虑到最最微小的可能性还是比不顾一切地蛮干强得多。”受到音乐的吸引,格里高尔果断而坚决地爬向客厅的一刹那,他的性格弱点得到彻底解放,物化的形体获得了人性的回归,灵魂的升华。 焦虑自哀的心理特质使卡夫卡渴望表达和被倾听。“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高于一切,所有其它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张钧、杨惠滨,2000)生活中受到心理重压的卡夫卡,在小说中把压力更加推向极致,使格里高尔完全丧失了表达的能力和被倾听的权利。与社会割裂的格里高尔与作者一样,受到矛盾心理的纠缠,一方面不知道如何摆脱荒唐的混乱处境,“被自我谴责和忧虑折磨着”,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 五灵魂归宿10
格里高尔的异化是个渐进过程。他终日舟车劳顿,疲于奔命,生活机械,毫无自由。在单位备受欺压,在家中与家人难以沟通。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睡前卧室门必须落锁。当他失去了人的自由,个性遭到扼杀,与社会渐趋疏远时,心灵的异化在先,身体的变形在后。小说的高潮出现在格里高尔受到音乐的吸引爬向客厅的那一刻。小提琴音乐成了完成各方面异化的催化剂。房客作为消费者,家人(包括妹妹在内)作为服务者,各方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而维持着表面的和谐与平衡,而此时真正用心感受音乐之美的只有格里高尔一人。“音乐对他有这么大的魔力,难道因为他是动物吗?他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而现在他已经找到这种营养了”。格里高尔在这一刻,彻底挣脱了束缚人性自由的枷锁。形体异化的他,灵魂却得到升华;而具有“人”的特征的家人与房客,却遭遇了灵魂的彻底异化。卡夫卡以看似荒诞的手法,融合了暗示、象征、夸张、对比、反语等手段,将常人与非人各自变形为他们的对立面。 小说的主人公“无疑是弱者的典型”,(曾艳兵,2008)他一路寻求精神逃避,无路可逃之时,也是其生命罹难之时。格里高尔的死是他身处精神绝境时所发出的无声反抗,也是精神地窖中的卡夫卡做出的心理威胁。卡夫卡无意也无力拯救遭遇精神沦丧的人们,他说,“目标是有的,道路却没有;我们说有路,不过是踌躇而已”。(叶廷芳,2003)富有象征意义的是,《变形记》发表两年后,卡夫卡身患肺结核,继续体验小说主人公的身体异化并寻求精神超脱,直至1924年生命的最后一刻。 参考文献: [1]龚特尔・安德尔:《卡夫卡:20世纪清醒的醉者》,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卡夫卡,李文俊等译:《变形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 [3]马克斯・布罗德,汤永宽译:《卡夫卡传》,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4]邵珊:《神话的解读:走近大众的文学批评――威尔逊文学批评观探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10
仝祥民:《一篇表现主义文学的杰作―《变形记》的异化现象解析―读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名作欣赏》,1992年第5期。 [6]叶廷芳:《卡夫卡与尼采》,《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5期。 [7]曾艳兵:《“甲虫”的秘密――再读〈变形记〉》,《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 [8]曾艳兵:《一个捏着生命痛处的寓言――解读卡夫卡》,《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 [9]张均、杨惠滨:《性格与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0]张艳、郭印:《尘世重压下的泣血挣扎――论卡夫卡〈变形记〉的创作动因》,《时代文学》,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郭印,男,1974―,山东单县人,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四方校区外国语学院。 张艳,女,1974―,山东莱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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