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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二）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和偏右都要犯错误。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品德，尝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也。 毛泽东说：“‘过犹不及’
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过头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现在量的范畴。量的过头或不及终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头或不及称为左倾或右倾。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的需要。 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 《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
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 和而不同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态，叫做“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视那种善恶不分、含糊苟且、两头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乡愿”，贬之曰“乡愿，德之贼也”。与“乡愿”迥异，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者的“同而不和”，赞成“和而不同”。[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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