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资源网 / 高中语文 / 教学同步 / 语文版 / 选修中外现代诗歌欣赏 / 第四单元 相信未来 / 14.悼念一颗枫树 牛汉 / 《悼念一棵枫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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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一棵枫树》赏析/牛汉 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但是我的大部分诗却很难找到它们的出生地，它们是一簇忽明忽暗的小火花，是一阵夹带砂粒的风，是一个遥远的彩色的图像，是无人安葬的孤魂，是梦游面前的一束白光，是一个嗥叫的厉鬼，是一羽升天的翅膀。寂寞和孤独有故乡吗？在哪里？希望的故乡又在何方？我们只能说，它们在人间最隐秘的角落。但是有一些诗，它们的出生经历的坎坷的命运，我都一清二楚。作为作者的我与它们几乎是同体的生命（卡夫卡有过这个神奇的体验）。几十年来我深深怀念自己的故，也深深怀念我的许多诗的故乡。当我写诗的时候，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 《悼念一棵枫树》发表之后，得到了好评。论者说它的象征性很明确，是怀念某一个人的，也有人说是悼念许多令人敬仰的英灵。其实，我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也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当然，血管里流出来的是热的红的血，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树的被和它的创痛，我感同身受。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地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悟完整地属于自己了，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之后获得的解脱，几乎有生的喜悦。这喜悦默默地隐藏在心里。 从1969年9月末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湖北咸宁干校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役，特别是两三年，我在连队充当着“头号劳力”，经常在泥泞的七上八下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七十）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的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二十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把它的形象画下来。但时机不凑巧，他没有能来。后来他来了，枫树已经被伐倒一年了。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嗞拉嗞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感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飞奔向那片丛林。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几天，写下了这首诗。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些年，我常常怀念斧头湖边的那个小小的山丘，最初把它看作是我的一首诗的故乡，渐渐地我觉得它已成为我自己的故乡了。《悼念一棵枫树》辅导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194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50年代初出版的诗集有《彩色的生活》、《祖国》、《在祖国面前》、《爱与歌》。80年代以来的新作，收入《温泉》、《海上蝴蝶》、《沉默的悬崖》等集中。另外，《蚯蚓和羽毛》、《牛汉抒情诗选》等为40年代以来的创作选集。)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后，一度被囚系。“文革”中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复出”后，首先是发表写于“文革”期间的作品。它们“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注：绿原为牛汉诗集《温泉》写的序：《活的歌》。这里说的时间，指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地点，指湖北“古云梦泽”的文化部系统“五七干校”。牛汉当时在这里劳动改造。绿原还写到，“记得那时，他拉了一天装载千斤以上的板车，或者扛了一天每袋一百多斤的稻谷，回来总要气咻咻地告诉我，他今天又寻找了，或者发现了，或者捕捉了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诗，大都借助自然界的物象，来寄托他的性情和感慨。他说在“古云梦泽”劳动的五年，“大自然的创伤和痛苦触动了我的心灵”，但或许也可以说，他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在创伤的“大自然”中寻找到构形和表达的方式。枯枝、荆棘和芒刺所筑的巢中诞生的鹰(《鹰的诞生》)；荒凉山丘上，被雷电劈掉了半边，却仍直直挺立着的树(《半棵树》)；受伤，但默默耕耘的蚯蚓(《蚯蚓》)；囚于笼中，却有破碎滴血的趾爪和火焰似的眼睛的华南虎(《华南虎》)；美丽灵巧、却已陷于枪口下的麂子(《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是一种倔强不屈的精神和品格，是对于陷入困境的美好生命的悲愤和忧伤。这些作品，有着咏物诗的传统表现方式。而在另一些作品中，更注重的是一种悲剧性情绪的表达。诗的情感，与作为情感、经验的寄托和映象的自然物之间，超出简单比喻性质的关系。《悼念一棵枫树》，写高大的枫树在秋天被砍倒，于是，家家的门窗、屋瓦，每棵树，每根草，蜂、鸟，湖边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比秋雨还要阴冷的清香。在这里，高贵的生命的死亡、毁灭的悲剧，以它美丽的内质得到释放而得以强化。 ※教材所选的这首《悼念一棵枫树》亦是一首典型的托物咏志诗，创作于1973年秋，“枫树”的意象，象征了特定的 “文革”黑暗专制统治下奋勇反抗的一代伟大民族英雄的形象。曾有人认为此诗是为悼念“七月派”领袖胡风而作，牛汉在谈及此诗的创作目的时曾说：“我悼念栋梁之材，民族的伟大人物一个个地倒下，是可悲的。如果专指某一个人的倒下，就太没价值了。”可以推想，诗人创作此诗，更多地着眼于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此诗既是对饱受摧残、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的每个优秀的个体、包括自我的痛悼，更是对有着辉煌的过去如今却满目疮痍的我们的民族和祖国命运的痛悼。诗人的悼念是悲哀的，但更是悲愤的、雄强有力的，一棵“最高大的”、“雄伟和美丽”的枫树虽然倒下了，它散发的“浓郁的清香”和生命的“芬芳”却满溢于“整个村庄”和“这一片山野上”，以死相争，以血祭国，体现出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悲壮美。 这首诗借助一棵被伐倒的枫树，寄托诗人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具有咏物诗的传统表现方式。但是诗的情感，与作为情感、经验的寄托和构形物的枫树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比喻性质的关系，而能够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投射中，带领读者进入一种复杂的情境之中。注意领会这首诗如何以客观的物象表现主观情感，从而，“伐倒了/一棵枫树”在诗句的结尾时上升为“伐倒了/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树意象:一种当代诗美流变的历史考察王贵禄郭养元 整个20世纪是中国诗歌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百年，从情感内容到诗歌形式都产生了巨变，然而诗人们在推进诗歌发展的进程中，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地下”诗人们在文学普遍的荒芜期，也没有终止对诗歌现代化的审美追求，而且在这种追求中更注重对东、西方文化精神的传承，从那时到现在，一度沉寂的意象说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就意味着，当代意象理论的研讨和实践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及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 一、“文革”时期：当代诗歌中树意象的文化承续 人和树在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决定了树意象必然在诗歌创作中的广泛选择，如一次性生命的相似性，树的成长和人的成长的相似性，树在生命旅程中必然要经历风霜雨雪和人从出生到衰老经历沉浮荣辱的相似性，树的被遗忘遗弃与人要忍受孤独寂寞的相似性，树的被扭曲变形与人的被误解和蒙冤的相似性，树的沉默与人的失语的相似性，树的顽强与人的困境求存的相似性，等等，都使诗人面对一棵树不由得反观自己的人生，并进而以人喻树，以树自喻，树与人达到了某种交融与合一，从而创造了树意象的系列，这个树意象系列经过诗人的长期选择和组合，已经被赋予了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所指，并成为诗歌的一种独特的表述形态。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
从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最早明确地以树意象结构诗作的可以推溯到屈原的《橘颂》，之后作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及至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虞信等人在诗文中大量出现树意象，尤以虞信的寄托家、国之悲之痛的枯树意象群建构悲怆的抒情基调而为后世论者所推崇，在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中树意象的呈现更是多姿多彩，树意象因此在历代诗人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同的图式。而回顾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历史，则不难发现，诗学传统对20世纪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沈伊默的《月夜》通过比照“霜风”和“明月”中的树与人以凸显人格独立的追求，鲁迅在《秋夜》中塑造了两棵抗击压迫的“枣树”，艾青在抗战时期有著名的短诗《树》，通过树意象来象征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当代诗人尤其倾向于采用树意象，借用树的生态表现诗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格精神，成为当代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惯例”，也因此成为中国新诗在特定时期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群体。 “文革”时期创作于“地下”的诗歌中不乏各种“生命树”的声音，如“悬崖边的树”（曾卓）、“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牛汉）、“老朽了的芙蓉树”（蔡其矫）、“智慧之树”（穆旦）等。“树”成了诗人生存境遇的自喻，成了诗人在现实中的形象写照。诗人有意无意地将“树”与“我”叠合、互化为一体，以树喻人，借树励志。树的力度，抵抗外力的坚韧，生命力的顽强，几乎都可以在虞信等古代诗人的创作中找到原型，在“文革”这个特定时空中，当代诗人与古代诗人达到了心灵的高度相通，取得了情感的一致性，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延续。 曾卓作于1970年的《悬崖边的树》给我们营构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悬崖边的树”顶住逆风，同时展开了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悬崖边的树“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这一孤绝的形象首先进入读者的视界，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和丰富的联想。这棵“树”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孤独老人，受尽了各种冤屈和磨砺，而且“似乎即将跃进深谷”了，但他又“像要展翅飞翔”。短诗概括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姿势和共同体验，浓缩了整个“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诗人牛汉也有一首题名为《半棵树》的诗，完成于曾卓《悬崖边的树》两年之后，这两棵树的意象，形成了一种递进的对话关系，两棵树在苦难的境地中仍然都保持着顽强不屈的品格。半棵树直直地挺立着，并且“长满了青青的枝叶”的形象，正是与“像是要展翅飞翔”的曾卓的“树”相对应的意象，不仅“立着”，而且寻求比“立着”更多的精神空间的自我拓展。牛汉“文革”时期的诗歌，如《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大部分属于托物言志诗。这些诗歌相对他早期的作品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骨子里仍充满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他借助不同的树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中仍不屈抗争与坚韧求存的精神，也高扬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抗争与战斗的传统。《悼念一棵枫树》更多地将“枫树”的意象着眼于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关注与忧思，既是对饱受摧残、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的个体，包括自我的痛悼，更是对有着辉煌的过去如今却满目疮痍的民族和祖国命运的痛悼。诗人的悼念是悲哀的，但也是悲愤的、有力的。 曾卓、牛汉等“七月派”诗人在建国前曾发掘并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和倾向鲜明的政治抒情，注重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群体的统一，以其鲜明个性的歌唱，表达了普遍的时代情绪和民众心声，这使他们的抒情诗有一种史诗般的悲壮与力度。经历了漫长年月的磨难之后，他们仍能维持一种站立的姿态，不仅站立，还能生枝叶，能对抗雷电的威胁——这正是“树”的意象中最为宝贵的品质，这些树意象是这样的鼓舞人心、给人温暖、使人震颤，或者示人以光明与坚韧，而成为当代诗歌中最具诗感的一部分。这些树意象有时候体现为某种瞬间击中心灵的力量，有时候则表现为一个可以持续给人以力量的形象，从中豁显出来的是古代诗歌精神的承续。 而穆旦以穿透一切的清醒与超越现实的深刻，成为同时代诗人中的一个异类。他的以树意象结构诗境的作品往往凝结着冷峭的智慧和静默的痛苦，是孤独的精神人格在荒诞的现实中绝望的抗争，他对智慧之树的诅咒，是对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反讽性的悖论陈述。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
综观“文革”时期选择和组合树意象的诗作，不难发现，诗人们在承继古代诗歌精神的同时，努力营构了沉雄阔大的意境，并从中赋予强烈的时代气息，萦绕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感慨与悲愤。而在张扬诗歌现代精神的抒写中，多元化的审美旨趣和自由而充满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又与诗人悲凉的人生经验和凝重的诗歌主题交融互渗，使得这些诗作在生成状态和表述形态上形成了与“十七年”诗歌、“文革”主流诗歌迥异的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诗歌欢乐颂的主调和假大空的诗风，因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重构了建国以来诗歌的美学流向，预示着诗歌变革的即将到来。 二、新时期十年：树意象的重组与诗美空间的拓展 新时期最初的几年中，诗人们积极投身到“文革”历史的文化反思中，树意象的广泛采用，仍然延续着“文革”时期的托物言志的模式，但随后开始了树意象的多元重组阶段，树意象与人从合一状态分离为平行、交替或叠合的几组意象，树与人相互补充、相互映衬，而且诗歌内容从树意象的寄托身世之悲之叹趋向多元化发展，诗美空间相应得以拓宽。 公刘复出后的几首短诗可视为新时期初期选择和组合树意象的代表。1979年的某一天，公刘来到了沈阳市郊外的一个名叫“大洼”的地方，特地前来凭吊“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张志新，诗人在这片荒坡沟里盘桓良久，感慨不已，诗潮泉涌，这一天他写下的两首诗，即《刑场》和《哎，大森林》。在《刑场》一诗中杨树意象明显地象征了死难的烈士。多年的劫难，给诗人公刘平添了坎坷留下的沉郁和忧思，诗人通过杨树意象将这种沉郁和忧思转化为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表现在诗歌的取材和主题意蕴上，就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理性思辨色彩，杨树意象的采用容易使人联想起刚刚过去了的民族浩劫和浩劫过后的亟待反思和清理的现实。 身为朦胧诗主要代表的北岛，其情感表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借助各种意象传达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精神。北岛的《界限》类似于《悬崖边的树》的续篇，不妨把“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看作是对政治问题所作的近距离的透视、反思和批判，此诗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无题》中的“最后一棵白杨树”“像没有铭刻的墓碑”，则暗示了历经令人疯狂和失去理性的“十年动乱”之后一代人的迷惘，表达了诗人复杂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创伤，受到欺骗和嘲弄的一代人不再迷信，对现存秩序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大约在新时期进行历史反思的同时，新一代诗人开始崛起，这些诗人与“文革”中就尝试求新求变的诗人一道，自觉地将审美重心逐渐转移，而把诗歌意象的时空组合作为经营诗歌的重要途径，于是，树意象系列就有了一个重组的过程，这个重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诗美空间的开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树意象与诗人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组合关系，而是出现了复杂的组合关系，并且对树意象本身也进行了时空重组。这些树意象的时空组合因此也就有了“交替式”、“叠加式”、“并列式”等关系。所谓“交替式”意象组合关系，就是诗人把对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意象,交替地组接在一起，类似于电影蒙太奇式的画面组接，如舒婷的《致橡树》，意象交替组合在一起,相互对照和相互加强,往往产生强烈的艺术对比的美学效果。“叠加式”意象时空组合，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时空的意象以不同的方式叠合在一起,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
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和想象，如李琦的《山楂树》。《山楂树》原本是一首五十年代曾流行于我国的苏联情歌的名字，但在本诗中，又的的确确是在写山楂树，而且山楂树的生长与爱情的生长已经融为一体。诗人在叙事性的抒写中，以情绪化的镜头组接着其他意象，经过对“山楂树”意象的反复咏叹，呈现了一种爱情失落后的创痛与绝望。本诗一个最显在的特点，就是意象的叠加，即“山楂树”这一意象承载着山楂树这一植物、歌曲名称及爱情等三重意义，是典型的意象叠加式写法。而大量运用的意象组合方式却是“并列式”，即围绕一个诗歌主题将不同的树意象，或者将树意象与其他意象进行并置，从而引导读者领会潜在的诗意空间。女诗人傅天琳作于1980年《七层塔顶的黄桷树》，尽管表面看来采用传统的托物言志的模式来结构诗境，但其内涵显然有扩展的趋势，如“麻雀吵闹着”“正在筑巢”等细节的出现。诗中通过主要意象“黄桷树”而将“衣衫”、“寂寞的影子”、“鸟儿”、“砖与灰浆的夹缝”、“永恒的灾难”、“麻雀”、“破碎的云片”、“并不破碎的盼望”、“延伸的岁月”、“宣言”、“天空”等意象并置，诗意空间在意象的并置中得以拓展。从这棵树又像“挣扎”又像“舞蹈”的姿态，以及“绝不会死去”的宣告中，我们又似乎窥见诗人及其所属的一代人的悲怆经历，诗中萦绕着一种崇高的悲剧美。 如果说傅天林的《七层塔顶的黄桷树》只是在诗的局部进行了空间的拓展，那么，陈东东的《树》则有一种整体诗境扩张的野心，即在有限的诗行中营构无限的诗意空间，其诗的创作过程显现了一种扩张的自觉意识。该诗中“军舰鸟们”、“海”、“海峡”、“鱼和水草”、“冷风”、“深秋的光和石头”等意象不仅与“树”意象是并置的、平行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被诗人有意切割开来，在表象上呈现为平等的关系。诗中每一个意象都形成一个或模糊或清晰的画面，通过并置，或者说通过画面的快速组接，打破了意象空间的框定，而向画外空间拓展，整体上造成了隐喻蒙太奇的修辞效果。 总揽新时期经营树意象的诗作，我们发现，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审美走向：其一，与“文革”地下诗作相比较，树意象所承载的主体精神的苦难表现已渐趋弱化，那种沉雄苍凉的饱含家国忧思的诗作也被张扬个性、倾向于哲理表现的诗作所替代，人性化的内容日益增多；其二，树意象的组合则呈现为多元性和扩张性，诗人们更多地着眼于树意象的审美直感，在取法其他艺术，如电影技巧蒙太奇的尝试中，其审美空间也相应地得以拓宽。历史地看，新时期第一个审美走向虽然为树意象的表现增添了内容，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革”地下诗作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力与冲击力，而第二个审美走向则又为诗歌的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无论如何，新时期的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功能，其成就与可疑、荣耀与缺失均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也深深打上了新时期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时代印记。 三、后新时期：树意象的超验呈现与还俗尝试 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
进入九十年代，通常被理论界看作是“后新时期”。这个阶段从事诗歌创作的主要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出生的群体，他们既不同于曾卓等老一辈诗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英雄主义情怀，也不同于北岛等上一辈诗人心怀彻骨的创痕和善于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而在文化的传承上更多地与西方盛行的后现代精神有一定关联。他们在历史与理性的观念上设定多种可能性，从个体的、情境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性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与理性。他们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文化传统与诗歌传统，而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置于显要地位，于是，传统的东西被无情地解构。而在这一文化传统与诗歌传统的拆解过程中，显然可以看出两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走向，一条沿着超验的路径发展，表现为诗歌中大量出现类似于宗教式的冥想与体验，诗歌显得空灵、澄明，而且不食人间烟火，这一路子的诗人我们不妨看作“超验派”，表现在树意象的组合上则大量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即通过变形处理以达到观念的隐藏，诗人的感情不是通过直接抒发来表现，而是通过树意象暗示出来。这些诗歌将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融人到对物象的描绘中，以此来唤醒读者的共同经验或生命体验，总体上却使读者产生一种超验的感受。另一类诗人则试图完全颠覆传统，首先表现为对日常语言的“背离”的“背离”和对规范句法的“破坏”的“破坏”，其次是对诗歌节奏与韵律的彻底废弃，最后是对意象和意境理论的反叛，诗歌由神圣的文学殿堂退居为日常絮语，这一路子的诗人我们可以看作是“还俗派”。还俗派诗人同样看重树意象的采用，但其情感几乎在诗中被剥离殆尽，而有意制造一种“审美困境”。 青年诗人王小凉曾在“左岸会馆”网站上发表过一首题名为《树》的短诗，一度为很多网友所看重。粗看这首诗，读者一定感觉很失望，因为似乎写的只是树本身，以及那棵树给诗人留下的极为模糊的背景。诗作通过具体、精确，甚至数字化的机械叙述呈现了一棵树，但这首诗中的树意象似乎不涉及深刻的思想或精神，诗人只是在叙述个体的经验。在最后四行之前没有提到树之外的任何事物，只是具体精确地叙述树本身，而且这种叙述又是关于树的常识，是人人都熟知的东西。复述人们司空见惯的常识，也许是在调动人们对习见事物的重新感知，是对事物的再度体验，这种叙述也许是复活无意识的手段。王小凉的诗是典型的还俗写法。 而在陈先发的诗歌中，“树”自始至终以一种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诗人的内心世界，它甚至成为一种写作的压迫和冲动，超验的感受很是明显和强烈。在他的诗歌中，阴郁、荒诞、飘忽不定的树意象有很多，例如“一院子的杏树不结杏子，只长出达利焦黄的眼珠”（《构图》）；“树干缓缓转动，变黑，供出了木瘤和松脂”（《酣睡者》）。《丹青见》只有凝练精短的八行，却提到了桤木、白松、榆树、水杉、接骨木、紫荆、铁皮桂、香樟、野杜仲、剑麻、柞木、紫檀、桦树等13种树意象。这些树意象一方面构成了诗歌重要的存在实体，使文本厚重，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又都有着深刻的所指。陈先发诗歌中的树意象明显地受古代诗歌精神的影响，但更多地表现为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诗歌基调上则被涂上了阴冷和宿命的色彩：“我造景的手段，取自魏晋：浓密要上升为疏朗／竹子取代黄杨”（《秋日会》）。再如：“他坐在夏日的庭院打盹，耳中／流出了紫黑的桑椹，和蝉鸣”（《构图》）“一个紫箫青袍的男子／内心栽着松、竹、梅／栽着窗外／春风袅娜的杨柳”（《往昔》）。 无论如何，九十年代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也是各种观念更替迅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的大转型不期而至，中国人从来没有像那个时期一样生活在渴望与浮躁、创造与困惑、重建与失落的整体氛围之中，消费主义逻辑亦开始左右诗人们原本就很脆弱的心灵，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整体应该说为文学的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大多数诗人却显得信心不足，面对波涛汹涌的生活流，诗人们似乎不仅迷失了诗歌，同时也似乎迷失了自我。尽管本文将“后新时期”诗歌区分为“超验派”与“还俗派”，但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从诗歌事实来看，不管是“超验派”还是“还俗派”，诗人们在面对“英雄/凡人”、“宏大叙事/日常生活”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选择中，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其区别仅在于表现形式的不同。而诗歌从其本性上来说，却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是对凡人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扬弃，更是对消费主义的拒绝。因而，从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意象的内蕴在诗人创作观念世俗化的过程中也被无情地消解。这一现象也许还要继续存在很久，除非诗人们真正认识到两点：其一，诗歌不是日常生活的组合排列，也不是宗教体验的抒写，而是对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历史性的透视与超越；其二，诗歌精神缺少了精英立场与英雄情怀只能导致诗歌本身的丧失。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
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的代表性论著《文学理论》中，曾就“意象、隐喻、象征、神话”专门设立一章。在这一章中，韦勒克和沃伦对英美意象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们的论述充满了历史的观念，他们特别强调，对意象的研究要有“历史透视的观点”。事实上，诗歌的变化，除了形式上可见的、表象的变化之外，最根本的大概就是一个个具体意象的变化，而且，在意象系列的演变历史中，也必然承载着众多的特定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内容。所以，对一个意象进行历史的考察，也意味着对特定时期的整个文学观念、审美思潮的考察。本文也正是通过对“树”这一意象的深度考察，梳理了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以来整个诗美观念的演变。其中，当代诗歌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成就通过树意象的考察可见一斑。在文学被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与其抱怨读者的阅读耐心，还不如冷静审察诗歌本身是否真的存在问题。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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