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简介
《谈中国诗》教学目标：1.把握钱氏的比喻笔法，引导学生咀嚼鉴赏含义隽永的句子。2.了解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异同，熟知中国诗歌特点，提高解读诗歌的能力。4.了解作者及其作品。掌握比较研究的方法，并学会借此研究其他文学现象。教学重点：1.从比喻的修辞手法分析入手，引导学生理解分析含义深刻的语言，品味作者用语之机巧。2.通过比喻把握段落构成，了解作者构思的巧妙之处。教学难点：1.品析文章中比喻的妙用，并试图通过比喻把握文章主体内容。2.。分析文章以综合为纲，以比较为网的行文布局的特点。教学构想：1.反复诵读，了解大概。本文写得典范古雅，但凡遣词造句、行文布局、佳构机巧、言语妙喻都需要深入品味，反复吟诵。2.从局部文句开始挖掘，不求全貌，雕琢精义。特别是文中生动奇巧的妙言妙语，要用心揣摩体会。3.通过文句分析，串通文义，学习文法。理解本文需要掌握文章的行文结构。此文结构特点在于开篇立论，明确论述的原则，然后逐层展开，分别论述，而在论述中又不失良机，随时比较，广引博征，使文章跌宕生姿，别具风采。课时安排：一课时教学步骤：一、导入新课同学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钱钟书著名的母鸡和鸡蛋的比喻。“围城”名称的由来。“婚姻好比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人生、事业大抵如此。”投影相关的比喻句例。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如何用比喻说理的。比喻是一种古老的修辞手法，前人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经常运用，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深入浅出的说明事理，为文章增添情致与趣味。钱钟书先生以他渊博的知识，睿智的目光，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冷静的哲学思考，使比喻在她的文章中焕发出异常夺目的光彩。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赋予了比喻这一古老的修辞手段以充满智慧的新生命。钱的比喻形式多样，构思新颖，内涵深远，作用重大，富于人生哲理，并且保有了钱钟书先生这样一位学者型作家的一贯风格：深刻而不失尖刻，温和而不失批判意味，幽默而不流于油滑，显示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当时中国社会病态进行善意的批判，促人深思的责任感。二、尝味比喻学生自己找出感兴趣的句子自由发言。同时，教师根据出示投影中的句子让学生品析。可出示下列句子供学生品味。
1.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2.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3.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只是静默一一沉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4.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5.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教师提示：1.这句话的本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诗”，即不是指中国诗歌中的某一类作品或某位诗人的作品，而是指中国诗的发展特点。早熟，是指“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早衰，是指“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腐化，是对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而言的)。这句话，借助比喻和比喻中的对比(“早熟”与“早衰”)，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简要地说明了中国诗的艺术特征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2.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借梵文的《百喻经》阐释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上的缺欠，旨在批评；二是点明造成这种缺欠的根本原因。“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这样的建筑物就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作者以此作喻，批评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往往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的基础，其结果必定影响艺术的健康、稳定地发展。这个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比喻中透出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句中“聪明”一词是反语，是没有掌握艺术创作规律只凭臆断从事的思想方法。所渭的“聪明”不过是自欺欺人。“流毒无穷地聪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思想方法的危害一一错误的东西长期得不到批评、抵制，反倒堂而皇之地沿传下去，贻害无穷。3．此句意在说中国诗的意蕴很悠远，但其表达风格却十分平和。4.本句隐讽那些对于西方文化不懂装懂的人。5．此句意在讲对外国诗了解得越深，越能感受本国诗。三、把握文脉1.学生诵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划分结构层次。明确：本文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第l段)．交代作者论诗的根本立场。第二部分(第2段)，从整体上论述了中国诗的一般发展特点及其规律。第三部分(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重点论述中国诗的各个特点。这部分又分三层：第一层(自“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至“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从诗的篇幅上进行论述：中国诗的特点就是短，它形成的原因则是由于韵律的要求。第二层(自“-一位中国诗人说”至“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论述中国诗的意韵之美一一“言有尽而意无穷”，且富于暗示。第三层(自“西洋渎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至“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通过对比的方式具体论述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的风格。
第四部分(自“所以，你们讲，中国诗……”至“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觉得甜蜜的家乡困远征增添了甜蜜”)，论述中国诗的总体特色，并且启示人们，论诗必须根据本国文化根基，只有这样才全面科学。2．学生准确筛选有关段落中的信息，用恰当的语言概括中国诗的特征。学生思考后，明确：与西方诗歌相比较，中国诗有以下特征。第一，中国诗讲求抒情性并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第二，中国诗讲求篇幅短小，“诗体”配适“诗心”的需要。第三，中国诗富于暗示性。第四，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四、鉴赏迁移钱钟书融会多种知识，探幽入微，条理精辟地论述了中国诗歌的特点。并在保证论述严谨周密的同时运用了大量比喻，使文章多姿多彩，幽默睿智。钱锺书所阐发的“中国诗的印象”，能引起你的共鸣吗？请结合自己阅读诗歌的体验谈一谈。（一）中国诗缺乏逻辑性。1．发展的无规律性。西洋诗的发展遵循“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基本规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中国诗一蹴而就达到“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缺乏逻辑性。中国最初的小说从属于历史，归于史类。而中国诗没有经历“幼年”时期，最早的诗歌是极为成熟的抒情诗，以先秦时期的《诗经》和《离骚》为证：《诗经》要么是歌颂纯真的爱情（《周南?关雎》），要么是揭示从军的悲凉（《小雅?采薇》），要么是表现稼穑的艰辛（《小雅?七月》），……都是抒内心的情感。屈原的《离骚》更是将这种内心情感的宣泄更加夸张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最高成就。中国诗发展无规律性导致了中国诗的早熟。2．构思的无序性。中国的诗人是天才“空想家”，他们的思绪丝毫不受自然规律、社会律令的约束，一会儿上天捞月，一会儿下五洋捉鳖。可见中国的诗歌，没有“地心力吸引”。庄子建构了“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的虚幻所在，李白眼见了“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壮观仙境，苏轼更具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赤壁赋》）”的伟力。从美学的角度看，因不受事理的羁绊，中国的诗歌具有了浪满主义的气息，海市蜃楼般的意蕴之美。从诗学逻辑角度看，中国诗人构建的“空中楼阁”，虽然美丽却缺乏现实的根基，缺乏事理的逻辑，使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导致了中国诗歌的“早衰”。（二）中国诗是“微雕”艺术。相对于西方洋洋洒洒的诗歌“大厦”而言，由于受到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的限制，中国的诗歌是典型的“微雕”的艺术。正如钱先生所言：“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歌的形式（如，律诗，绝句，古风，词，曲等）对诗歌的内容有所限制，但是诗的形式也要适配诗心的需要，不同的思想内容要选择不同的诗歌形式来表达。诗体的限制，正好让诗家们在有限的字数里寻找无限的意蕴，“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诗学精神具有暗示性的特征，是中国诗人所追求的“含蓄之美”之所在。
晚唐词人温庭筠在《望江南》中写道：“梳流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州。”许多评论着就认为“肠断白苹州”为画蛇添足之句，因为脉脉斜晖和悠悠江水，象征着女主人公的不尽情思，无穷怨望，给读者思维无限留下发散的空间，具有丰富的暗示性。“肠断白苹州”虽写出了女主人公更难排遣的断肠情怀，失望趋于绝望的伤痛，但过于直白，画面布局得拥挤，没有给读者留下虚空的独处空间。评论者对《望江南》结句的批评与钱钟书的诗学精神——“一种怀孕的静默”是契合的，而与西方诗“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的理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灰色”即指诗歌中伤感的色调，“确切”是指一首诗歌里的具体意象，正是着“确切”让读者产生无限的“空泛”，留下无穷的艺术想象空间，“确切”具有很强的暗示性。中国诗歌诗体的浓缩性、诗心的暗示性，往往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三）中国诗的总体风格呈现“中和之美”。西洋诗因其记史性的特征，读起来给人一种厚重感。而中国诗者缺乏这种厚重感，让读者感觉很“轻”，很“淡”。西洋诗，多半宣泄的是民族情绪，抒发的是群体情感。如《荷马史诗》，其内容来源于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诗隐约出现了荷马的影子，是壮烈而美丽的故事与历史真实。正是这种民族的“历史的真实”，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同“乐队合奏”，显得十分浑厚。中国诗主要是宣泄个人的情感，屈原在仕途上失意了，就悲苦地吟诵“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颠沛流离的杜甫，饱受战争摧残，登高之时就悲叹道“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柳永因不忍心与朋友的分别，凄切地唱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当读者能够找到与诗人相似的情感触发点，就能够跟诗人产生共鸣，否则中国诗“像吹着芦管”，只能单弦独奏，味道十分“淡”。钱钟书在谈到中国诗的这个特点时，并不排除中国诗也有“厚重”的成分，比如，《孔雀东南飞》就是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带血、带泪的控诉，到今天刘兰芝悲剧的浓重的悲凉依然盘旋在读者的心头，挥之不去。中国诗歌风格的“轻”、“淡”，与中国古代哲学有很深的渊源。其思想精髓“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表情达意的范式，那就是“不偏不倚”。而诗人把这种人生哲学带进诗歌里，自然对情感的宣泄制定一个“度”，不过于悲伤，也不过于高兴；不过于厚重，也不过于清淡。即使是再豪放的苏轼，也不过是有“凌风出尘的仙意”而已！（四）中国诗成份中特别的“中国化”。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诗歌的内容与西洋诗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也有特别“中国”的地方：1．社交诗多，宗教诗少。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信仰，因而写宗教的诗很少。而中国是“礼仪之邦”，突出“天、地、君、亲、师”的社会地位，把“经夫妇，成孝敬，厚伦理，美教化”作为伦理道德的准则。因此，内容上表现伦理道德主题的诗歌随处可见。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一首典型的社交诗，王维的社交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光无故人”（《渭城曲》），把朋友之间的友谊描写得格外动人；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更是揭示了友谊的无等级性；就是心忧天下的杜甫也不免俗，用诗歌记下他对李白的怀念之情：“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怀李白》）”，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诗人对充满殷切的思念、细微的关注和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情自然流淌于笔端。2．田园诗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
自然风光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诗家的眼球，成为他们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自陶渊明把田园诗歌发扬广大以来，写田园诗的人可谓络绎不绝，也确立田园诗在中国诗中的重要位置。而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中国的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逍遥林下”。这种诗学精神是对诗人写山水田园创作动机的最深刻、准确定位。被后人尊为田园诗鼻祖的陶渊明，曾受“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决定以己之肩力扛救民的重任。但是，官场的污浊，让他幡然醒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陶渊明张开双臂尽情地拥抱着田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诗人将劳动的情景化为一种从容圆融的妙悟，其早出晚归、欣慰自足的隐居之趣在文字间流淌；“采菊东篱下，悠远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田园里，陶渊明找到了做人地“真意”，找到了精神地归依。李白热爱祖国的山川，曾写下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诗人与敬亭山成了相亲相爱的朋友；李白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还邀请月亮陪他喝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自然中的敬亭山、月亮是李白主观情感宣泄的对象，表现了仕途失意的李白在离开长安之后的孤独寂寞之感，以及回归自然后心境的宁静。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王维，一生官职右丞。然而，晚年的王维也归向山林，在辋川置别业。王维这样表达他的隐逸之趣：“中岁颇好静，晚家南山棰。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诗人闲适的逸致和超脱的情怀尽显，那种淡逸的天性、超然物外的风采更是叫人仰止。三位丰碑式的诗人，都在自然中找到了“乐趣”，使自己完全浸润在自然的怀抱中。但是陶渊明、李白因不满官场的污浊而退隐，王维则是一种功德圆满的退居，所以，他们归隐的知趣是不同的：陶渊明、李白借山水田园，张扬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在自然界里他们尽情地释放着自己地个性。王维，则是借自然的宁静传达自己心性的宁静与淡泊。由此可以看出，三位诗人回归自然，并不是出自对自然本能地热爱，一种“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借自然寄托自己得情感或志趣，张扬超越世俗规则约束的“逍遥林下”。三、中国诗在全球化中的位置：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就诗歌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外诗歌诗相通的，就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中外诗歌是相似的，而就诗歌的内容来看，中外诗歌几乎是相同的。我们套用钱钟书先生的话，也可以这样说“西洋诗并没有特别西洋的地方”。正因为，中西方诗歌相似相同的地方很多，所以，“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感觉”，“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外国诗里，我们可以找到与中国诗歌相似的元素，触发情感上的共鸣。由此可见，中国诗与西洋诗是并峙的，也是交融的。钱钟书先生的这一诗学精神揭示了中西方诗歌的互相渗透的内涵，反映了其高瞻远瞩的诗学眼光以及文化的前瞻性，不仅具有文化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处在文化上的盲目“自尊”，其体现就是许多人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文化，对外来的文化一概排斥。钱钟书先生敏锐地看出其实质，说“有种卷毛凹鼻子地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无论是称呼“北京狗”还是“西洋狗”，都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本土文化为本位的生动概括。而在他看来，中西方文化是并峙的，且坚决反对那种把文化割裂开来本位主义做法，“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有算西洋的小畜生，该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文文化地人”，这只既有中国文化特质又有西洋文化特质的“小畜生”应该去打击那些硬生生把东西方文化割裂开来的人，以维持文化的交融性。
中国诗与西洋诗的并立与对峙的诗学精神，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当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的文化幕天席地般袭击了中国的寸土村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敲打着饱受磨难的国人的心，从而滋生出一种对“优势文化”盲从的心态。如果钱钟书先生还活着，一定会叫这只“小畜生”，来咬这些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人！五、走近作者钱钟书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管锥篇》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篇》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予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会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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