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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原君》参考参考文化背景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后,封建社会逐渐走上了下坡路。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大震荡的时代,在封建经济自身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的经济成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即将发生“天崩地解”(黄宗羲)的历史变化,认为古老的封建制度“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于是自明亡后,一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怀着痛心疾首的悲愤,对封建政治思想掀起了一个反思和批判的高潮。这一思潮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一派,批判他们的空谈误国;一是对宋以来的政治体制进行思考,尤其是对皇帝“家天下”的专制体制进行猛烈的批判。在这方面,黄宗羲是一个典型代表。实际上在明朝未亡之前,东林党人就提出“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主张,以“天下之公”对抗专制统治者的“一己之私”,要求言论自由,这可以说是明亡之后批判和反思思潮的一个先声。作为明亡的亲身经历者,黄宗羲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对专制政体做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时,从民族兴衰存亡的角度,对未来社会所应具有的政治体制也做出了有益的思考。首先,他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的产生,指出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君主与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然而后世之君却颠倒了他与天下的关系,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把天下之利归于己,把天下之害归于老百姓,由此成为“天下之大害”。明确表达了废除君主专制的思想。其次,他分析了臣子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指出君臣之间也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他说:“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这就是说,君臣之间虽然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不是主仆关系,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他们都必须服从于治理天下这一大事,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人出仕做官,也首先必须以治天下为事,是“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对臣子提出了新的要求。再次,他在《原法》中还揭露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矛盾,指出封建法律是君主制定的,是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君主的“法”实际上是“一家之法”,是统治人民的“非法之法”。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最后,他在一一分析了君、臣、法的职责与实质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限制君权,他突出了法的作用,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认为好的法律、制度,远远大于人的作用;同时,要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就必须剥夺其无条件的是非权,而将其还于集中公议的学校,这具有了初步的议会政治的萌芽。另外,他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应该多渠道取士,吸收一切有用人才;针对明中叶以来工商阶层崛起的事实,他一反汉代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明确主张“工商皆本”。这些思想无疑是先进的,表现了一位儒家学者积极面对现实、面对社会的反思精神。由于《明夷待访录》对君臣、君民关系,学术与政治之互动,以及学术自由等民主思想,多具卓识,得到了晚清社会改革家的高度评价,梁启超以为是“极大胆之创论”,“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据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也随身携带《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其中早期启蒙思想光辉,对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启发作用。内容理解《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也是全书主旨所在,“原”,推原其本,“原君”意思就是推论为君之道。文章的主题是阐述君主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释害,批判君主以天下为私的种种罪恶。既为“原君”,则须从本源上考察君主的产生,文章第一段就分析了这个问题。那么,君主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首先确立了一个前提:“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并不是一个道德的判断,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获取个人利益,求得生存的权利,这里表现出黄宗羲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但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又是一盘散沙的局面,那么面对一些公共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呢?作者认为君主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里点出了两层意思:一是君主产生的原因是顺应时势,凭自己的辛劳赢得了大家的拥戴;二是君主天然的职责在于为天下人兴利除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职责,所以古时候做君主是很辛苦的,“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可是“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可见,做君主是要有一些牺牲精神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古人对于君主,有经过思量而不愿意就位的,有就了位而又放弃的,有起初不肯就位可到底推辞不掉的。这是古人对于君位的态度,为下面叙述后世之君做了铺垫。那么“后之为人君者”怎样呢?由于掌握了“天下利害之权”,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所以不再“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代之以“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也不再是“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代之以“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这样君主完全丧失了自己天然的职责,“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并且把天下当做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以一己一家之私,剥夺了天下人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汉高祖刘邦所夸耀的“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正是“后之为君者”对待君位态度的鲜明写照。通过“古人之君”与“后之为人君者”的对比,作者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关键就在于“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所终生筹划办理的一切,都是为了普天下人;而后世的君主则“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结果使得天下因为君主的原因出现种种不安宁。接着作者从“未得天下”和“既得天下”两个方面阐述了君主以己为主,侵扰天下的罪恶。在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为了君主个人的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丝毫不感到内疚,反而拿“为子孙创业”来掩饰自己的罪恶。在得到天下之后,为了自己的享乐,仍然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甚至视其为自己产业的利息,是自己应得的。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然而,在君主专制的思想体系中,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于是殿堂上称扬的是皇帝的宽厚仁慈,史书上歌颂的是君主的丰功伟绩,乡野中流传的是帝王的风流韵事,在专制思想的毒害下,很少有人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帝王登基路上的累累白骨。黄宗羲拨开了笼罩在帝王头上的光环,发现了后世君主的贪婪和罪恶,直斥“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也是对帝王专制的大胆揭露,在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发出这样的斥责是难能可贵的。到这里,作者的情绪随着对比和揭露逐渐高涨起来,在痛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后,作者发出了哀叹:“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联系上面一句作者的假设,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潜台词是:如果设立君主要以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为代价,那这样的君主不如不要。这里他表现出一种废除君主专制的思想倾向。如果说上面的部分主要是痛陈君主的罪恶的话,那么下面一段则是对粉饰君主的小儒们的痛斥。作者仍然以古今对比开始,指出君主有怎样的作为,就会从百姓那里获得怎样的对待。“古人之君”为天下兴利除害,那么百姓就会“爱戴其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后之为人君者”以天下为个人私产,荼毒天下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从人情来讲,这都是很正常的态度;但是从封建的纲常来看,却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也是为小儒们所不容的。他们墨守忠君的腐朽观念,无视百姓们“崩溃之血肉”,口口声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不容毁弃的,并以此否定商汤、周武王伐桀、纣的行为。黄宗羲对此表明了愤懑和鄙弃的态度,从“小儒”“规规焉”“犹”“妄传”“曾”等几个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出来。基于此,作者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实际上,作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浅陋的小儒们,更把矛头指向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封建纲常观念,这就表现出明显的反抗和批判精神。接下来,作者指出小儒们那些愚忠的观点实际上也迎合了君主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借用这些空名防止他人伺机夺取君位,所以虽然在作者看来,讨伐商纣的武王是位圣人,孟子肯定武王伐纣的言论也是圣人的言论,但因为这些言论不利于君主的统治,孟子这位儒家圣人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一度遭到了毁弃,这实际上都是导源于小儒们的浅陋和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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