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简介
荣誉与爱荣誉知识拓展 罗家伦(1897--1969) 如何解读作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品是独立的存在，应割断它与作者的联系，进行“封闭式”的阅读，才能得到最准确的理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只有了解作者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内涵。阅读罗家伦的《荣誉与爱荣誉》时，显然采取后一种方式更合适，因为它本是一篇演讲稿，是一位大学校长向他的学生所作的演讲，文章显现的内容风格和思维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原因。 罗家伦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应该被遗忘的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五四当天惟一的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由他起草，其中“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至今读来仍令人振奋。他还是这场运动的命名者，在1919年5月26日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他首先提出“五四运动”的概念，指出这场运动表现出“有关中国民族存亡的精神”。 罗家伦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在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方面建树颇丰。他是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清华原是留美预备学校，在他的领导下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他就职时发表的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揭示了大学的应有之义。从1932年至1942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达10年之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成为日本侵略军空袭目标，中央大学校舍被炸，罗家伦带领全校师生西迁到重庆，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办学。他这样激励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重庆的这段时间，罗家伦给学生作了一系列演讲，1942年他把这些讲稿汇编成《新人生观》一书，《荣誉与爱荣誉》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仅从1942年至1946年就发行了27版，是罗家伦最有影响的著作。梁启超（1873—1929） 唤醒世道人心向来是中国文人写作时的一个出发点、一个试图抵达的目的地。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其实与古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入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文以载道被视为写作的第一要义，《荣誉与爱荣誉》正是一篇富有道德激情和使命感的文章，它阐述了应该如何看待荣誉，如何有人格、有尊严地生存。罗家伦把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书取名为“新人生观”，表明他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引导学生和读者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增强了启蒙意识，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这种启蒙意识就更加自觉和强烈，他自觉担当了人生导师这一角色，把培养教育学生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荣誉与爱荣誉》以口语为主，没有晦涩的书面语，风格平实，是一篇当行本色的演讲稿。 演讲者通常都比较喜欢举例子，因为例证法是一种生动的说理方式。为了证明欧美国家的人富有荣誉感，作者举出即使没有教师在教室监考，学生也不会作弊的例子，那样的情形的确具有道德意义上的美感，让人折服神往。为了证明西方重视荣誉，作者又举了美国西点军校学生因集体作弊被开除的例子，他特意指出这些被开除的学生都是学校足球队队员。众所周知，欧美大学非常重视体育，视优秀运动员为学校的宝贵财富，但是学校却没有对他们姑息迁就，予以开除的决定表现出壮士断腕的勇气，也表明了坚定的价值取向。陈寅恪（1890—1969） 对比也是演讲常用的方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辨析了“荣誉”与“名誉”“虚荣”“野心”“荣宠”等的不同，通过相关概念的比较，“荣誉”的含义得以澄清。这样的说理方式反映出作者的思维习惯，他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追求思维的缜密———概念作为逻辑的最小单位，其内涵和外延必须有清晰的界定。 演讲运用口语进行传播，需要清晰的表达。所以，常被人批评的“开中药铺，甲乙丙丁”的行文安排其实很符合演讲的需要，因为它最有条理。在谈到如何才能具有真正的荣誉时，作者举出了四点：“第一必须能维持生命的庄严”，“第二必须能有所不为”，“第三必须是自足的，也是求诸己的”，“第四必须自尊而能尊人”，条分缕析中，观点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在《荣誉与爱荣誉》的行文中，让人疑惑的是如此平实的文章却出现了许多外文单词，表面上看，似乎这是在掉洋书袋，其实不然，它正好反映出真实的演讲情形，我们知道，演讲不但要有感而发，更要有的放矢，考虑听众的特点。罗家伦面对的演讲对象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当时的中央大学，有多门课程是用英文讲授的，学生的英文程度相当好，因此罗家伦演讲穿插外语，并没有给学生的领会和接受造成障碍。在《新人生观》一书中别的一些篇章，如《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等也都穿插着英文，说明这种旁征博引、中西互见的言说方式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荣誉与爱荣誉》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颇为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的复杂态度。胡适（1891——1962） 罗家伦开篇就说英文的“honour”和德文的“ehrlichkeit”这两个词很难翻译成适当的中文，只好勉强地把它翻译成“荣誉”。他从“荣誉”一词不能很好地表达这两个外文单词中所包含的人格的意义，得出中国人不重视人格、荣誉的结论：“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而“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 平心而论，对人格、荣誉的珍惜其实超越了文化背景的不同，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格、荣誉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像“士不可以不弘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表达在古人的论述中俯拾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也都堪为道德的楷模，如宁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牧羊十九载的苏武、正气凛然的文天祥。为什么作者却断定中国缺乏荣誉观念呢？这与作者的思维定势有关，他对中西方文化做出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 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必须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评价问题，罗家伦这一代知识分子更是无法回避，也无意回避，在他们的意识里，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意味着为自己的祖国找到了出路。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被迫进入了世界格局，与西方列强的一次次遭逢和一次次失败使得民族自信受到空前严峻的挑战，救亡图存、振兴民族成为国人的梦想。船坚炮利的西方在军事、技术、经济等方面显示出的绝对优势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又起到了示范作用，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似乎成了最佳选择，但是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种看似周全的设想并不可行。而五四之后，随着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性、民主、人权、自由、人道主义等思想元素，日益被认识和接受，当西方的一切都被视为进步、完美的时候，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其面貌却显得落后、腐朽、丑陋，“全盘西化”的主张便盛极一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也显然表现出对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评价态度。
钱穆（1895—1990） 但是对文化是无法做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这篇文章就证明了这种尝试的难度和冒险——作者陷入了前后矛盾的境地。在开篇断言中国缺乏荣誉观念后，接下来作者却不停地引用中国的经典说明如何获得荣誉，他引用《诗经·大雅·抑》中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阐明必须珍惜生命的尊严和道德的无瑕；从《孟子·离娄下》中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和“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中引申出为人应洁身自爱，绝不做卑鄙之事；更从《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感悟到不应贪求浮名和虚荣。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说明作者对中国文化游移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这种心态与他的知识结构和中国的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都有相似的知识结构：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对“西学”相当了解，罗家伦也是这样。他生于清末一个士大夫家庭，小时候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教育，长大后在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北大毕业后又在美国和欧洲游学了6年。沐浴着欧风美雨，他对西方现代文明激赏有加，反观积贫积弱的祖国，内心更加忧愤，所以他极力抨击传统积弊，希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文明以摆脱困境。傅斯年（1896—1950） 但是，正如一个人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跳出深坑，作者无法将自己思想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剥离出去，相反，传统文化已成为其思想资源，伴随着他的思考过程“不择地而出”，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笔端。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对中西文化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又正好表明不同的文化并非只能相互冲突排斥，更存在着相互沟通认同的可能，天下大同的理想或许在全球化的今天就会实现？ 总之，《荣誉与爱荣誉》虽然只是一篇演讲稿，但却像一扇门，通往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其丰富内涵给读者留下思索与想像的广阔天地。
参考文献：〔1〕王大鹏主编《百年国士》第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2〕《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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