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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赤壁》赏析《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的一首对其诗义一向争论颇多的咏史诗，当代学者沈祖棻认为这是杜牧自负知兵（杜牧喜好谈兵，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借史事抒其胸中积郁不平之气，也隐约暗含类同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这可能是迄今为止看来最为合理的观点，不过应该说杜牧也有可能是表示军事战争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本文将只是试图寻找其它可能的合理解释。 这首诗很可能写于杜牧于会昌二年（842）出任黄州刺史期间。有研究者以为，“诗人对周瑜的谐谑揶揄，暗示了对曹操的肯定”。但是似乎很难看出这一点。
宇文所安《追忆》是这样解释这首诗的：“建安十三年（208），北方军阀曹操引重兵挥师下江南，此时汉朝末代皇帝已经形同虚设，曹操自命为天子的“保护人”。到长江后，曹操准备了一支舰队用来攻打南方的吴国，吴国声称它既不属于汉王朝管辖，也不接受曹操的统治。当曹操的舰只停泊在赤壁时，吴国的水军指挥周瑜，也是吴王的连襟，领导了一次勇敢无畏的袭击。吴国的火船乘着久等而至的东风，直扑曹操的兵船，北方的军舰出于防卫的考虑用铁链拴在一起，结果全部被烧毁。 这场战争打破了曹操征服南方、重新统一中国的希望。不过，如果他征服了吴国，他肯定要把乔氏姐妹作为战利品带回北方，乔氏姐妹是当时最美的女子——一个是国王的妻子，另一个是周瑜的妻子。如果舰队没有被摧毁，如果乔氏姐妹被带到北方，那么，在曹操死后，她们俩就会像曹操的其他妻妾一样被终身监禁，老死在为她们死去的夫主修建的铜雀台里。 赤壁大战之后六百馀年，诗人杜牧（803-853）在一柄锈戟上发现了事情的这种并未发生的结果，这柄锈戟就是在赤壁找到的。他写了一首题为《赤壁》的诗……
同许多发现古物的诗歌一样，这里也涉及许多除去覆盖物、擦掉水垢和试着补上失去部分以恢复原貌的工作。这一系列工作的目的是要认出找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找到的东西最初显得颇有些神秘，它没有全部埋在沙里，可是露出的部分又不易察觉，不过还是引起了诗人的注意，使得诗人拨去沙子，把它掏出来。掏出的残余物还能使人辨认出它原本是哪一类东西——“戟”——但是，要知道这件器物究竟是什么，光有这个类名还不够。最终，当他经过磨洗让物体显露出本形时，他没有发现事情是什么，只是发现了事情不是什么。这里包括有某种不能肯定的、臆测的和并不当真的成份在内。 在这首绝句的前两行里，作者为我们凝练地描绘了揭示物体原貌和认识它的场面，我们被这种场面吸引住了，每发现一样东西，人们通常忍不住要去揭示它、认识它，就像在这里一样。同杜牧一起，我们也认出了前朝的事（“认前朝”）。我们认出了这柄戟是一件旧物，是前朝的出品，接着我们又认出了它属于哪一个朝代，最后，将要达到我们的真正目的，通过这柄戟来认识这个朝代以及它的命运。一旦我们了解了它，一旦我们把围绕在它周围的、被遗忘的过去全都重新拼拢起来，这件蒙着泥沙锈迹的物品自身就将失去意义。 然而，就
在我们刚要完成我们的认识时，我们的思维轨迹却像曹操的战事一样，受到阻碍而力有不逮了。我们没能越过眼前的障碍而把握这种神秘的美；由于无目的地幻想着假如事情发生的话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向知识的推进偏离了方向。向前疾刺的戟被人挡开了；它落到沙里，埋藏了几个世纪，长满了锈，一面在幻想着，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不是我们陷在沙里生锈，而是二乔陷在铜雀台的春闺中等待老之将至了。要是风伯长眼，不去帮周瑜放出那股东风，而是帮我们的忙，让东风留着，等二乔进了铜雀台，吹绿铜雀台周围的枝叶，那该有多好。偏离了目标的戟体现了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它“回想着”事情可能是怎么样，而且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幻想着它所幻想的东西。
这首诗的美，就在于进入后两句诗时思维运动出现的倾斜。当我们涉及古物时，举隅法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部分能使我们认识和了解不复存在的全部整体。但是，在这里，向前疾刺的戟偏离了它的方向，使得我们也随之偏离了举隅法，而采用起换喻来，在其中，原因和结果相隔遥远，中间隔着一层又一层的各种条件。要是春日的东风不是为周瑜提供方便，帮他把火船吹进曹操的舰队，那么，曹操就会打败吴国，把乔氏姐妹带回他的后宫。如果是这样，那么，曹操死后，同样是春日的东风就会吹绿铜雀台周围的草叶，铜雀台中幽禁着二乔，二乔春心荡漾，由于曹操死了，这种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出现在诗的末尾的这种无法满足的性欲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有关铜雀台的诗歌中屡见不鲜），是幻想者在为曹操报赤壁之仇，因为曹操在赤壁大战中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欲望，而这柄戟在其中似乎也有一份。除掉蒙在这件物品外的污垢，我们找到的是欲望，以及由欲望转变而来的，未曾实现的可能性。 杜牧的这首诗同这些“可能会是”的推测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这样的推测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它们只出现在某种事关何去何从的时刻，出现在当事情可能会朝着这方面也可能会朝另一方面发展时，面临机遇、鲁莽的抉择和“尝试”的时刻。杜牧的诗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那一天起了东风这个偶然事件的话，历史可能会转向另一个不同的进程朝前发展。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偶然事件和一系列并非人为的机遇，对历史发展趋向来说，始终构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凡是同具体事件打交道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时刻存在，但是，历史学家宁愿把它们埋藏起来，只向人们提供一个其原因和结局都易于理解的进程。准确地说，“历史”——同世界的真实的运转方式相反——是一个由必然性驱动的机械运转过程，这个必然性犹如古代女神安奈克（Ananke），她有许多神性和许多化身：经验的必然性、道德的必然性、经济的必然性、神界的必然性。只要现实世界不断以纷繁复杂的生活来为必然性勾勒出新的脸面，那么，我们如何形容限定它，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关系。杜牧在这里偏离了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轨迹，正像东风破坏了曹操征服吴国战事的发展，当然，后者只不过是一次由人操纵的事件。 必然性贯穿于朝代更迭的历史中，偏离了这种必然性，就是异端。注释是传统借以惩罚异端的工具。从宋代的许彦周开始，对杜牧的这首诗有了一种相沿不替的解释，即认为杜牧这首诗隐伏着对曹操的批评；他揭去这首诗表面的掩盖物，指出杜牧这首诗的真正用意在于揭露曹操真正感兴趣是把乔氏姐妹占为己有，而不是他的更为要紧的重新统一中国的责任。后来的批评家更加露骨地强调这种道德寓意，他们补充说，曹操在军事上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动机不纯。
我们不必去顾及这样的解释说得是否合乎实情；要弄清楚这一点，只有知道杜牧本人的用意是什么才行，谁也没有办法真正弄清楚杜牧到底是什么用意，这是我们永远也把握不了的古代美。不过，我们可以扮演一下喜欢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来考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解释，以及为什么这种解释盛行不衰。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把这首诗放到伦理史的背景里，可以借以增加它在道德方面的严肃性；这种说法也许不错，不过，它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许彦周等人作出的是这样的解释。换一种解释，譬如说认为这首诗隐伏着对周瑜的批评，批评他对继续拥有小乔比对保卫他的国家更为关心，同样也与诗文不冲突。后一种假设的解释所以不具备说明事情的能力，是因为它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失败的是曹操：这样一来，东风帮助的反倒成了动机不纯的人。注释家们用自己的注释来征服杜牧的诗，本来杜牧的诗是由机遇和可此可彼的可能性统治着的，这种征服并不只是借助注释进行道德说教，而且企图把历史事件与道德必然性结合起来，以证明历史事件终归是为必然性所统治的。”宇文所安对于此诗文本的解读不少地方是别致的，他指出杜牧此诗是论说历史的偶然性也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他把诗的后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写成是残戟自身的执念，而诗人是受残戟所念的共鸣者，这种看法虽然新奇而巧妙，但是却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诗人的心灵必然要超越这件残存下来的武器，而这件残存的兵器不可能负载这样简明而丰富的寓意，它所能负载的意义可以是丰富的，但不可能这样的简明。它终究不过是那次战役曹操一方的一个军官或者士兵的一件兵器而已，诗人必然立足于它而思绪远扬，尤其在这首表现出诗人强烈的主体性的诗中。宇文所安对于诗的叙说也存有其它的错误，他说：“乔氏姐妹被带到北方，那么，在曹操死后，她们俩就会像曹操的其他妻妾一样被终身监禁”，也是又问题的，因为曹操的妻妾
在曹操死后并不是被监禁，虽然可以说她们仿佛是被监禁了。再比如他说：“我们认出了这柄戟是一件旧物，是前朝的出品，接着我们又认出了它属于哪一个朝代，最后，将要达到我们的真正目的，通过这柄戟来认识这个朝代以及它的命运。一旦我们了解了它，一旦我们把围绕在它周围的、被遗忘的过去全都重新拼拢起来，这件蒙着泥沙锈迹的物品自身就将失去意义。……就在我们刚要完成我们的认识时，我们的思维轨迹却像曹操的战事一样，受到阻碍而力有不逮了。我们没能越过眼前的障碍而把握这种神秘的美；由于无目的地幻想着假如事情发生的话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向知识的推进偏离了方向”。宇文所安忽略了一点，这件残存的兵器不仅是前朝的，它也是现在的，它是一个富于诗意可以引发许多联想的事物，我们就此想到的不会仅仅是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我们的思维轨迹”也并非“像曹操的战事一样，受到阻碍而力有不逮”，而是我们的思路转向了那一时代历史的偶然性，历史的偶然性几乎总是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它反复地出现，忽左忽右，难以捉摸，飘忽不定。至于说“这首诗隐伏着对曹操的批评”之类的观点也未免失之荒谬，根本不值得反驳。所以宇文所安认为可以从这种逻辑推出“批评周瑜对继续拥有小乔比对保卫他的国家更为关心”其实也就一样失之荒谬。不过他非常正确地意识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历史必然性占据了正式的并且很主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说杜牧这首诗具有强烈的主观的性质，显示出极为清刚俊逸的风格。
宇文所安对于此诗的论述也许还存在另外一些小的错误，本文不再一一论述，只试图在以下重新给予此诗文本一个新的释义。杜牧是出于偶然发现了一支从长江泥沙里打捞出的断戟，断戟出土的地点是在黄州赤壁一带，于是杜牧判断这断戟应该是三国时期的遗存之物，然后由此产生了联想：它很可能就是赤壁之战留下的吧，那场战争，如果是“东风不与周郎便”的话，结局会成为怎样的呢？一定不会再有后来的三国鼎立，而非常可能的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吴国灭亡了，二乔被曹操收为姬妾，从此侯门一入深似海，只是有时候在暮春的时节有人能够远远看见她们正在铜雀台上演奏乐舞，而且一直到曹操死后很久的时候都是这样。但天下却也是统一了。在这里，因为偶然遇到这一支三国赤壁之战遗留下的断戟，杜牧便很自然地想到历史的偶然性，就像几乎所有的军事战役中总是存在着偶然性一样，他相信历史存在着相当大的偶然性，即便是赤壁之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充满了偶然性。由此开始，我们给出这首诗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既然历史存在着相当大的偶然性，于是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衰落很可能也就是主要地出于偶然的原因，既然衰落是由于偶然，那么兴复也就存有希望，而杜牧的身世经历也总是让他不能不怀抱这一类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也许是不切实际的。当这一类的希望在杜牧的心中坚定而明朗之时，他笔下的诗作也就往往显示出高爽和清逸，不过这一首诗却并不能如此。也许他潜意识里太急于获得这一类的安慰，以至于心情终于变得有一些浮躁。于是杜牧的另一首《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和此诗所表现的那种特别的时代里特别的意绪则颇为相近。第二种：作为唐朝已由盛而衰的晚唐的一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也相当有见识的优秀杰出的诗人，他的身世经历必然也会使他去设想，一种很可能存在的严酷的历史进程的无意义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历史的一种悲剧性——这是杜牧在他的诗文里不止一处思想过的事情。不管历史的进程中是有这样的“东风”还是没有，赤壁之战是周瑜胜利了还是曹操胜利了，结局是三国鼎立还是天下统一，很可能其实都差不太多，一样地留下种种欠缺种种遗憾，一样地也许只能让人感到不过如此。而他的这种设想因为他思想所做的努力也终于结出了果实，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作为证据的总是能让人为之感慨的具有某种悲剧性的鲜明的意象——“铜雀春深锁二乔”。“锁”显然只能是用于二乔的，或者是和二乔经历相似的曹操其她的姬妾——这一意象证明了这一历史的无意义性。但因为这一意象又具有想象的性质，所以这一证明便在诗的结尾在流去的江边清风里有些摇曳不定，让人久久地凝目注视。于是这首对历史的追忆和思索的诗作便以这种非常可能的历史进程的无意义性作为结束，这种可能的历史进程的无意义性缓解了诗人心中的焦虑，但也使诗人心中的某些热情冷静下来，而时间的阴影也就此潜入，要渐渐消磨去诗人心中曾有的那些希望与理想，让我们又想到诗开始时的那一意象“折戟沉沙”
，一种新的可能的焦虑隐隐浮现。此时，诗人究竟将应何为，诗人没有说或者也不知道，而我们或者也一样地不能够知道。最后应该说这首诗的释义还存在一种相当小的可能性，就是以上两种释义不同程度地以一种不确定性混合于一起。这时我们应该承认宇文所安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他说：“谁也没有办法真正弄清楚杜牧到底是什么用意，这是我们永远也把握不了的……”。这也许是我们必须有的对于我们自己有限性的谦虚。不过，我们还是在努力着，要从各个方面尽可能逼近诗人在这首诗里真实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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